金融危机在短期内造成的经济下滑、资产缩水以及失业攀升的负面影响，使大部分群体都遭受损失。金融危机是不幸的，但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催生新一轮的理论繁荣，为金融理论创新提供了土壤。正如华盛顿共识走下神坛之于亚洲金融危机，供给学派之于滞胀，以及凯恩斯理论之于大萧条。如今距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已有十年，在这次危机给各国的应对经验与教训上，经济学家沈建光谈了以下三点反思：

第一，量化放松能否终结金融危机？可能有人会诧异，这还是问题？现在无论从经济增长指标，还是各国救市政策来看，都已十分接近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而国际金融机构也转向乐观，OECD、IMF均将今年全球增长上调至3.5%，为六年来最高。所以金融危机结束了。

但沈建光认为：虽然经济指标有所恢复，但危机的影响却远没消除，相反近年来去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以及恐怖主义袭击频发等现象表明，危机的后遗症可能刚刚开始。比如，全球化理念在危机前得到了普遍认同，但危机十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民众把危机带来的痛苦归咎于全球化，英国脱欧、特朗普上任这些黑天鹅的出现，说明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势力已强于预期。

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与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密切相关，实际上，如量化宽松、负利率打破原有理论框架，货币政策被各国应用到极致，但在增长恢复的同时，却伴随着贫富分配的不均以及资产价格的上涨，也正是这种劫贫济富的政策催生了公共政策领域的危机，政治上黑天鹅频出表明十年金融危机并非结束，甚至还在蔓延。

第二，危机削弱中国竞争力了吗？当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南沿海大量外贸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从2007年高达14.2%的增长，一路下滑至2009年最低时的6.4%，在这重创之下，中国不得不采取紧急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十大产业政策，以防范危机的蔓延。

但沈建光发现，金融危机对中国危中有机，给了我国在全球弯道超车的机会。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我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这主要体现在，我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从危机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如今的近30%。中国出口虽受到危机的影响，但从与其他国家横向相比，竞争力反而提升。

同时，由于中国增长带动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潜力被激发。从零售市场来看，2006年我国的市场份额是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仅有1万亿美元左右，而去年我国的零售市场已约5万亿美元，接近美国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经济上竞争力的增强使得我国在金融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大幅提升。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其外溢性已纳入美国货币政策走势的考量，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在加大；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提出，G20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以及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仍然坚持全球化战略等事件，都显示危机十年后，我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强的领导力。

第三，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值得吗？沈建光认为：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应对危机，但效果仍无定论。中国前期通过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避免了危机，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类似房地产泡沫、债务风险以及产能过剩等。

即便警示中国风险的声音不绝于耳，稳定的增长为十年来中国弯道超车，提升竞争力创造的机会是无法否认的。同时，中国近年来在基建方面的投入也相当巨大，相比于短期较低的收益，机场、高铁、物流等基建投资的长期红利如今正在逐步显现。然而发达国家的基建投入与财政刺激相对落后，直到G20峰会，全球才达成增加财政支出的共识。在美国，由于长期基础设施的陈旧，特朗普提出的增加基建投入赢得很多支持；反之，英国早前采取的紧缩措施增加了民众的痛苦，并间接造成了脱欧黑天鹅事件的出现。

综上所述，在应对危机方面，中国有一定的独特性，甚至有很多不同于传统理论之处。虽然质疑声不绝于耳，但如今我国应对危机的实践很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竞相效仿，经济学理论也在相应改变，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无论应对危机的政策效果如何，危机是值得持续深入研究，也是留给经济学者的宝贵财富。